记者张杰 雷蕴含 何宏杰 北京摄影报道 海报制作 王思祺
人物简介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南省唐河县。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年成长于清华园，抗战期间，随父亲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宗璞少年时期就开始文学写作。《三松堂断忆》《哭小弟》《紫藤萝瀑布》《丁香结》等散文，流传广泛。散文《紫藤萝瀑布》被选入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七年级语文下册。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生石》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2018年，完成近百万字《野葫芦引》四卷，谱写一部抗日战争背景下知识分子心灵史。其中第二卷《东藏记》于2005年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2024年深秋，“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从成都专程前往北京，在宗璞家中与她进行了深度的面对面交流、采访。
采访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年近百岁的宗璞，视力微弱，只能“耳读”（请周围人读给她听）。因听力也欠佳，还要戴上助听器，说话人凑近她耳边大声说才听得清。尽管坐在轮椅上，左边身体也不灵便，但她头脑清晰，笑声朗朗，面色红润，散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96岁宗璞（记者2024年10月拍摄于宗璞家中）
得知记者到访，宗璞特意选了一套紫色唐装，神采奕奕。谈到自己喜欢的苏东坡，她兴致盎然。她说苏东坡是个全才人物，他在多地当官爱民如子，在有限条件下依然坚持发挥作用，为民做实事等等。她曾很想写一部以苏东坡为题的文学作品，“我想过把东坡当‘五日太守’为当地百姓做好事的事情写成小说，也曾想过为苏东坡的爱妾朝云写一个剧本。只可惜未能付诸行动，都不了了之。如今我年龄大了，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了。”语气里带着遗憾。听闻记者大学读的专业是影视创作，她马上来了精神，提议记者：“你可以试着写！实在是太好的题材了。我写不了，你们年轻人来写吧。”
有评论家说宗璞“天性醇厚，心如璞玉”。这次有机会与她近距离交流，记者对此描述有直接的感受。她饱经沧桑脸上，一双眼睛视力很弱但睿智清澈，既有学者风范，又有长辈慈祥。她使用手机，在家政阿姨或者女儿的帮助下，她看得见整个世界。她说，“我不时髦，但我很看重新生事物，我要学习。”
回忆抗战时期在昆明：
“那种艰难，那种奋发，刻骨铭心，永不能忘”
：从1985年《南渡记》开笔，到2018年《北归记》出版，《野葫芦引》四卷的写作迤逦33年。其间经历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突发脑溢血等病痛，是怎样的力量促使你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这些作品？
宗璞：首先，一个工作一旦开始，肯定要把它做完的。而且我觉得这份工作是我特别应该做完的，这是那段历史给我的责任。我经历了从南渡到北归，经历了我们全部抗战，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团结富强的过程。我有义务用文学的方式将我的经历和观察表达出来。
宗璞获茅盾文学奖作品
：《野葫芦引》文史结合得好，很多人赞赏为“史笔”，但归根结底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在您看来，文学有怎样独特的价值？
宗璞：哲学主要是使人明“理”，文学在我看来更全面。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里头，一定会有不俗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要清醒地活着，离不开文学的滋养。这几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种技术发展得很快，常有人说小说要死了，但实际上，小说一直活得好好的。
：抗战时期，你曾跟随父母在昆明生活，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那段时光给您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
宗璞：那时的生活很苦。我父亲冯友兰先生、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他们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写作，从来没有浪费光阴，总是很认真负责地做事。他们希望把学生教好，把文化传承下去。我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物质条件很简陋。有一段时间，我们附中没有自己的房子，大家都睡在地上。上课只能等别的学校上完课，我们再去借来上课。如果借不到教室，就在大树底下上课。记得我们地理课的“教室”便是在树下。同学们各带马扎（帆布小凳），黑板靠在树上。下雨时，几个人共用一柄红油纸伞，一面上课，一面听着雨点打在伞上，看着从伞边流下的串串雨珠。老师一手拿粉笔，一手擎伞，上课如常。有时雨大，一堂课下来，衣服湿了半边。当时我们天天要跑警报，在生死界上徘徊。而在学校里，轰炸也好，贫困也好，教只管教，学只管学。那种艰难，那种奋发，刻骨铭心，永不能忘。我们当时也没觉得生活多苦，也没有抱怨，大家的精神蓬勃向上。
“我在四川有很多朋友，最好的朋友是苏东坡”
：您的不少散文入选了中学课本或者高考试卷，读起来很有生命的活力。您虽然也遭遇过艰难困苦，但却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此有何经验？
宗璞：我也会有感到沮丧、灰心的时刻，但我总会告诉自己，希望就在自己手里攥着。我相信，只要有信念，总是会有希望的，前提是你自己的意志不能垮掉。
我有一个建议，灰心失意的时候，不妨读一读苏东坡。虽然他也写过感伤的作品，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我在四川有很多朋友，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苏东坡。在我困惑的时候，读苏东坡给我带来过很大的精神帮助。苏东坡一生遇到很多挫折和至暗时刻，他的作品里也写过自己的伤心，但整体来说，其人其文给人带来更多的还是希望。
：2007年，您拖着病体去河南郏县瞻仰三苏坟墓。为什么这么喜欢苏东坡？
宗璞：我喜欢苏东坡，主要是喜欢他这个人。我最欣赏苏东坡。他的遭遇特别令人同情，多次被贬，去过很多偏远的地方，但无论身处什么逆境都没有怨言，一直在为老百姓做实事儿。他被贬到那么远的地方，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他都没有被打垮。苏东坡真是了不起。他一生到很多地方做官，给当地百姓解决了很多现实民生问题，比如他被贬到黄州，努力改变溺婴的社会问题。他在登州只做了五天太守，就向宋神宗上书两封，解决了困扰当地百姓的盐税问题，加强了当地海防建设。他在广州逗留时间很短，却设计了自来水供水系统，解决了老百姓饮用苦咸水问题。我曾经到惠州，专门去看了一下朝云的墓，墓前是苏东坡为她建的六如亭。苏东坡这个人真是说不尽的。
宗璞在三松堂月亮门前（宗璞本人提供图片）
“我觉得生活里很多都是可爱的”
：您到了晚年还特别喜欢养猫、养花，喜欢听音乐，对生命、生活保持着高昂的热情，这是受到谁的影响吗？
宗璞：比较可惜的是，现在我不太能养猫了，因为猫脱毛严重，容易过敏。我也说不清，这种热情是从何而来。从小我就是这样，感到生活在我眼里一直很有意思，我也找不出不热爱生活的理由。生活嘛，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生活里很多都是可爱的。遇到困难，总还是有解决的办法。当然，年纪越来越大，的确很多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我一直觉得，困难总是可以解除的。比如我写作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视力问题，可是我克服了。视力受损让我很痛苦，但写作的时候，又总是能够全身心投入。我口授，助手打字出来，念给我听，再改。改得不到位，就再改，改好几遍。
：您的作品里边有很多植物的意象，松、柳树、野葫芦、紫藤萝等等，对植物有亲近之情。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宗璞：尽管现在我不能养猫狗了，但植物还一直是我的朋友。我从小就热爱自然，喜欢植物。在北大的时候，屋前院外也有很多的花草树木，是我们全家的朋友。我觉得苏东坡也是很热爱自然。我的屋子外面有一棵桃树，一棵杏树，春天的时候，一树一树开满花，很漂亮。
宗璞家中客厅上摆放着父亲冯友兰照片（记者2024年10月拍摄于宗璞家中）
受父亲影响，从小背诵诗词
：在你的青少年时期，哲学家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让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宗璞：从小我家里就有很多书。各式各样的书随便你自己去看，父亲从来不加干涉。我父亲对子女，并没有施行特别的教育方法，我们就是照常去上学。我和哥哥小时候，父亲会让我们背一点诗词。我五岁上小学，父亲会给我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那会儿背白居易的诗多一些，因为容易上口，像《长恨歌》《百炼镜》都背过，这对我和哥哥都带来很好的影响。诗词成为我一生的好朋友。
我哥哥今年100岁了，卧病在床，还在每天背诗词。每天在床上躺着，就背一点诗词，觉得很有趣味，能帮助他提振一点精神。前两天他背下了一首新诗词，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很惊喜。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父亲没有直接用特别的方法教育我们，也没有直接给我们传授专业知识，但他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着我们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宗璞家中客厅墙壁上有父亲冯友兰写的一幅对联（记者2024年10月拍摄于宗璞家中）
：在文学写作上，父亲有没有给你提过比较具体的建议？
宗璞：他没有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写，但是他给我的一本书写过序，他写道，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儿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这两种书都应该阅读，不可偏废。父亲为我写的这篇序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你们家的家风感觉很自由？
宗璞：也会有比较严格的时候，但总体是比较自由。至少我和兄弟姊妹从小到大，没有谁挨过父母的打。
宗璞与弟弟（记者翻拍自《宗璞散文》）
“我写作还行是因为我有彩笔”
：您从小就读了很多中国的古典作品，但您大学是就读于外文系。先后接触中外文化，对您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宗璞：我觉得我还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我虽然喜欢读哈代的小说，但我没有特别地去研究模仿哪位作家，影响自然就很小了。
：您的散文思想深邃，哀而不伤。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宗璞：这很难说得清。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写作还行是因为我有彩笔，等哪天谁来把彩笔收回去了，我可能就写不出来了。
：您现在不方便自己看书读报了，一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外界信息？还有兴趣关注世界上的大事吗？
宗璞：我的阅读变成了听读，得靠我的护理人员念给我听。我平时听的各类新闻比较多，我很关注国际大事，最大的希望是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