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对法学教材中的知识点扫码收费现象提出了关注。他指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宪法学》教材中设置了46个二维码，每个收费3元，共需138元，扫码付费后才能解锁相应内容。记者扫描书中二维码后发现，除了文字资源名称，还有“输入防伪码”和“微信支付”选项，并明确标注了价格。出版社方面回应称，新书用户可免费获取“拓展阅读”资源，设置二维码初衷是为了防盗版。
出版社方面解释称，新书用户输入图书封底处的防伪码可免费扫码，但二手书可能无法绑定。这一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外界的质疑，但也引发了新的争议。教材是否应成为一次性用品，只能自用不能流通？二手书买家是否应受到不同对待？出版社此举名义上防止盗版，实则有倒逼购买新书的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该教材扫码后的页面明确提示这是“增值资源”，而出版社工作人员在回复媒体时却称其为“拓展阅读资源”。这种语言上的修饰显然是为了隐藏其商业化色彩，而使用更为中性化的措辞。教材作为出版物和商品，追求商业回报无可厚非，但若采用类似视频网站的层层嵌套、套娃式会员收费方式，则显然不妥。
教材的本质是传播知识，用于专业化学科训练，其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基本要求。将体系化、连续性的知识“拆零售卖”，违背了教材的价值立场，使学习成为被动消费和裹挟消费，给人观感极差。教材应明码标价，不应隐藏消费，它应成为知识传播的载体，而非阻挠知识传播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