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注意到，COP29谈判过程艰辛，谈判各方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最重要的气候融资问题上分歧明显。发达国家起初提出的1000亿美元资金目标遭发展中国家集体拒绝。按照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各缔约方同意在2025年之前确定新的融资目标，因此COP29最核心的议题和分歧就集中在谁出钱、出多少、用在哪。考虑到当前气候灾难的频繁发生和气候融资缺口，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对此次会议抱有期待，希望发达国家能切实担负起责任。
而气候资金集体量化目标的达成首先标志着，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发达国家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共识得以坚持和落实。虽然有一些发达国家在谈判过程中试图转移责任，偏离《巴黎协定》的内容，但最终在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并达成一揽子成果，有所进步。
总体而言，经过各方不懈努力，COP29给出了一个不完美但有意义的契约。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这项协议提供了一个可以构建的基础。而且，在当前复杂困难的国际形势下，近200个缔约方能达成共识本身已实属不易，在《巴黎协定》基础上确保行动不倒退更是对于维护多边进程至关重要。中方也一如既往为大会成果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谈判关键问题提供建设性方案。
对于主要发达国家而言，它们是否真心支持全球减排计划，是否能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国际社会对此应当说是信心不足的。在过去10多年间，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都没有很好地履行，这次设立的3000亿美元目标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到实处？气候大会上的激烈争议，某种程度也是这种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所说，协议是“人类的一份保险”，但“唯有在保险费全额并按时缴交时才有效”。
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不尽相同。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真正为推进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创造条件，恐怕更加重要。以中国为例，不仅在兑现减排承诺方面作出了表率，中国还通过自身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给全球提供了大量绿色公共产品，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提供支撑。一些国家出于一己私利，试图给中国贴上“产能过剩”标签，实际上有悖全球减排的努力。
COP29以最终达成协议艰难闭幕，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应对气候变化，每一次取得的国际共识，哪怕再微小也是珍贵的，需要各国认真对待并加以呵护。发达国家出资是对历史欠账的弥补，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做慈善”，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搞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COP29确定的下一阶段3000亿美元资金目标，国际社会应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发达国家按时履行承诺，切实担负起责任，这一次的“气候债”，它们真的不能再拖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