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北京为何如此迷人?当编者使用这样的标题作为序言来概括《散文中的北京》之特色时，读者也就不难想象这本书具有的美学风格了。在很大程度上，北京城市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作家们对北京城市的叙述与想象。文学处理城市的方式不同于建筑设计师或城市规划者，而是将城市的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社会结构，乃至个人化的生活经验。即使在中国文学的内部，城市也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议题分割于不同结构之中，形成不同的城市形象。
日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中的北京》一书与读者见面。全书收录了27位作家关于北京的散文佳作，涵盖了从老舍、废名、沈从文、郁达夫，到汪曾祺、邓友梅、史铁生、肖复兴，再到邱华栋、宁肯、徐则臣、石一枫等文学史上各个时期和不同代际的作家作品，体例上依据内容划分为“北京的思与情”“北京的人与事”“北京城的风景”三个部分，每部分选取作家书写北京的九篇代表性作品，立体呈现出散文世界里的北京形象。
这些精心选取的作品大多已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其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也是北京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如《想北平》《陶然亭的雪》《香山红叶》《我与地坛》等等。《散文中的北京》将这些散落在文学史中的名篇佳作重新聚拢起来，本身就有文献学的价值。尽管北京文学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丰富的成就，也达到相当高度的创作水准，但至今还没有北京文学的作品集出版。这不得不令人遗憾。而本书选取散文来展现北京城市形象，则因散文不同于其他文类而特有的日常与随性，更能与时代生活以及作家个体的感受贴近。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散文相对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文类所不具备的生活化与真实性，反而更使得北京的风物、情感乃至精神得以真实地保留下来，且这种真实乃是经过审美化的思考与省察后的体悟升华，故而也体现出北京城市经文学表达后的审美意蕴。
比如同样是写北平，老舍说，“我真爱北平”，“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老舍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带给他悠然之感。而沈从文笔下的北平，则在思绪之中超越物质层面而生发出更多的文化感喟。沈从文想的是北平庄严伟大的历史文化能否激发国人的生命热忱，能否引起他们对祖国的“深刻的爱”。他甚至说：“北平十分严重的缺少的不仅仅是煤。煤只能暖和身体，却无从暖和这个大城市中过百万人的疲惫僵硬的心!”沈从文写此文时，来到他阔别25年的北平，但经日本侵略后的北平早已今非昔比，不仅是北平城能见到的满目疮痍，更是整个国家民众的精神依旧低迷。北平由此成为作家表达国民反思与文化理想的方式：知识分子应重建对知识和理性的尊重，以人文关怀抚慰战争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的精神创伤。
“北京的思与情”既是作家眼中的北京形象，也是作家借北京表达自身所思所感的路径。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北京”经由地理空间转变为蕴含文化与情感维度的精神聚集体。“北京城的风景”也不单是自然风光，而是经由作家的书写上升为文化地标，如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王统照的“卢沟晓月”、杨朔的“香山红叶”，还有叶广岑当年游玩其间的“颐和园”。如果说紫禁城、天坛、颐和园象征着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悠久历史，那么原本平常的地坛却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而焕发光芒：地坛之于史铁生首先是个实际的去处，似乎是在偌大的北京城特意为他开辟的宁静之处，但更在史铁生的哲思中成为与心灵对话的空间，成就了他无数顿悟的时刻——那是与自我和解的时刻。这种物我相忘的意境意味地坛带给史铁生灵魂深处的觉醒，甚至不啻为史铁生之所以成为“史铁生”的福祉。
如此说来，《散文中的北京》既呈现出北京城市风物的景象，更在作家的思绪中融合了作者自身的内心情感，体现出城与人之间的双向奔赴，既使得城市带有情感温度和人文底蕴，也启发作家思考自身与所处环境的关系。石一枫坦言，老舍的伟大不在于他写了小羊圈胡同和北京小市民，而是透过北京触及时代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他自身的写作无须抚今追昔，“这里的人和故事天生与时代的走向息息相关，并且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命运最典型的代表，也许这才是北京对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京味’如果只是作为一种腔调存在，其意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足够宽广、深邃和具有总体性的视野和眼界，才是这个地方文学风貌的价值所在。”
毫无疑问，北京这座既传统又现代的城市蕴含了太多可供书写的内容，其自身的发展演变已经构成时代的微缩景观而别有意味。《散文中的北京》收录的散文涵盖中国百年文学史，纵向上呈现出不同时期的作家对北京理解的差异性。显然，在不同时期和代际之作家的笔下，北京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和时代特征，由此成为时代精神的隐喻。这固然与北京这座日新月异的发达城市相关，却也离不开它带给作家心灵的震颤。1936年，老舍眼中的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而1989年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北京，在衣食住行和文化等方面早已显示出不同以往的面向，呈现出现代化的都市景象。邓友梅亲眼见证了北京40年的发展，说“40年来北京发生了极大变化，现在仍在变化中。从发展趋势来看，我想它会越变越好。再过40年，北京会以一个既保有传统特色，又是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矗立在世界上”。
邓友梅预测得没错。如今的北京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更成为世界级城市。但就文学而言，当代作家相比于前辈似乎更少关注自然风景，而更愿意写城市景观内部的“北京的人与事”。从本书这部分选取的作家大多为当代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这一点上，就不难发现。宁肯敏锐地发现新兴建筑为北京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不可把握性，“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徐则臣坦言自己生活在北京感受到“时间有了加速度”，“在北京我常常不安”。他说道：“因为我要写，所以就潜下心来认真挖掘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它和每一个碰巧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关系，多年来它被赋予的意义对生活者的压迫和成全。”这很自然地联想到徐则臣对北京“底层”平民生活的实在描写，这在他看来正是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直面城市繁荣背后的粗粝现实，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透视北京。不妨说，当代作家对北京的书写已经融入了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这正是此时此刻发生着的现实世界，相信读者读来也会有着切肤之感。
(作者：杨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