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飞是我的学生，是我所任教的语言学校汉语班的一名特殊学生。
我居住在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希策，人口不足30万。我在国立语言学校开设的汉语班是全市唯一的学习汉语的课堂，每年招收有一定英语基础的中小学学生和成人组成一个混合班。之所以说马晓飞特殊，是因为他只有六岁半，却坐在成人和高年级学生为主的课堂里。
新学年的第一堂课，传达室的伊万阿姨领着这个小男孩进教室，把他抱到了椅子上。看到这个一脸稚气的小男孩，我心里多少有点打鼓。
每年新学年开始，我要了解每个学生的基本信息，给每个人起个中国名字。我根据小男孩斯语名中“马”的谐音，给他取名“马晓飞”。
上了几堂课以后，我就发现马晓飞是这个班一个不小的麻烦。让一个还不会用母语写自己名字的小孩，坐在成人班的课堂里学“外语”，只能说当初我和学校都欠考虑。在最初的几节课后，马晓飞就不再“听讲”：把笔盒里的每一只铅笔用转笔刀削一遍，下课后留下满桌子的铅笔屑;用铅笔在书本上乱画，再用橡皮擦擦掉，橡皮擦和笔轮番掉地上，从椅子上下来，爬到桌子下找橡皮、找笔，这一套上上下下的动作持续往复。我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向校长明确表示我不想要他。但校长和伊万阿姨都说：“孩子学汉语的兴趣很高，而且家里把一年的学费都交了，我们也不要求他学到什么程度，不用参加考试，就让他坐在那儿混着吧。”
每次上课，我得时不时地走到马晓飞身边，把课本翻到当页，再把他的手指放在正在领读的词上，但读到第三个词他的手指就跟丢了，他不认识数字，找不到页面，也听不懂我所讲的内容，常常是从一开课就盯着后墙上的钟表问“老师，还有多长时间下课?”
这个班每次上课人都来不全，学生有其他活动就不来上课。有一次课堂上只来了两个学生，马晓飞和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刚刚11岁，在班里年龄偏小，四声音调永远读不对，单词永远记不住，也是令我头疼的学生。那时正临近春节，我打开投影仪，放了几张中国春节红红火火的图片，给他俩讲中国春节的习俗。两个孩子饶有兴趣地听“故事”，马晓飞还时不时和我抢话：“我在学校给我们全班教汉语呢!”我表情夸张地睁大眼睛：“真的吗?”他一脸认真：“真的，全班同学都坐在下面，连老师都坐在下面，只有我在讲台上给他们教。”我脑海里迅速出现这个小不点“上汉语课”的画面，不知道他给同学和老师教了什么，心脏紧了一下。那节课我从收发室借了一把剪刀，从后面装饰墙上取下几片红纸，教他俩剪“春”字，女孩认真地剪着，马晓飞还不会握剪刀，就在旁边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班同学都说我像李小龙，我踢足球踢得最好，谁都比不过我!”我转头一看：他的发型、眼神真的和李小龙一个样，那种自信和灵气像一束光，瞬间照亮了我。
课程在往下进行，马晓飞在自顾自地玩耍。对于汉语中某些发音来说，初学者简直就是“一锅粥”。比如一读“我去运动场打篮球”就听到“我chu运动场打篮球”，我就得一遍又一遍地纠正。当我再一次让读错的同学跟我读时，听到一声清脆而标准的普通话“去运动场打篮球”从马晓飞口中传出，我向他竖起大拇指。从那以后，每当有人读错，我在纠正时都用眼神示意马晓飞示范，他俨然成了我课堂上的小助手。他有时多重复几遍给别人示范，会露出不屑的神情，有时也表示理解：“大人就是学不会，我在家教我妈妈，她也学不会。”
下课后我往外走，路过伊万阿姨和马晓飞坐着的沙发，会听到他俩的对话：“今天的课上得咋样啊?”“特别好，老师表扬我了，我是班里读得最好的学生。”我想到有一次我准备好了要劝说他父母先不要送他来了，话还未出口，他妈妈迎着我满面笑容：“马可特别喜欢你的汉语课，每堂课都早早准备好书包，还常常给我们唱汉语歌呢!”我只好把想劝退他的话咽了回去。
学校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举办活动，要准备美食，还要用自己所学的语言说一句话。我设计了使用筷子夹爆米花的比赛，事先发给学生每人一双筷子，告诉他们要回家练习。“六一”那天，有几个准备明年报名的新同学也加入了我们班，马晓飞就一遍又一遍教他们用汉语说那句话，又帮着其他班的孩子夹饺子，很有“主人翁”的范儿。
比赛开始了，孩子们围着一大盒爆米花，有的灵巧、有的笨拙地往自己手里的纸碗夹爆米花，一分钟计时结束，有的孩子碗里只有几粒爆米花，而马晓飞碗中的爆米花都高出了一个尖，这让我很是吃惊。他边夹边用汉语数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俨然成为了一场表演，所有人都鼓起了掌，马晓飞脸上露出了“李小龙式的”自豪神情。
我决定向学校申请明年扩招一个班，专门招一个低龄儿童班，让马晓飞当我的“助教”和班长。我深深地自责，让马晓飞这孩子坐在“照本宣科”的课堂里是多么委屈啊!
儿童节的活动接近尾声，我们团队的孩子们身着我定制的服装：黄色T恤，胸前是两个红色的汉字“中国”。孩子们站成一排，齐声用汉语朗诵出那句练了无数遍的话：“值此儿童节之际，我们祝愿世界和平!”
